在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新传播格局中,纪录影像的制作和传播是其中特别活跃的媒介实践。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体层面,恩佐2注册平台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内容层面,纪录影像的观念形态、生产与传播机制,都对我们的研究发出了召唤,需要我们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关注新现象,探寻其中的规律。基于此,本组文章从传播学相关研究领域出发,对纪录影像问题进行探讨,着眼于纪录影像的新传播形态、新技术运用和再媒介化问题,希望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

  在以移动互联为基本特征的新传播格局中,网络视频是近年发展特别快速的领域,视频网站也逐渐成为纪录片播出的新阵地。美国兰德咨询公司发布的《2017年中国视频融合传播白皮书》显示,中国的全网专题/纪录片节目视频点击总量达到了90.5亿次。如果我们不限于纪录片这种建制性的影像,而扩及以记录为基础和特征的影像,并将两者统称为纪录影像,那么,其在网络空间中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则堪称奔涌之势。

  本文将纪录影像视为一种媒介实践,从再媒介化的视角分析其传播特征。在媒介与传播的研究中,所谓再媒介化通常指新媒介对旧媒介的部分形式和内容以及其中观念形态的继承。这里所谓的新与旧暗含了时间的维度,而本文则侧重从共时的空间维度拓展这一概念,揭示在新传播格局下纪录影像传播表现出的融入性、展演性和联结性特征。

  根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报告,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7.5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7亿。视频用户使用时长也在增加,Quest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 2019 春季大报告》显示,短视频行业月人均使用时长为22个小时,比上一年增长了4.4个小时。由此可见,纪录影像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最大的两家网络视频传播平台“抖音”和“快手”都将“记录”作为视频传播的特质,“抖音”的宣传语是“记录美好生活”,“快手”的宣传语是“记录世界,记录你”。记录作为最基本的功能被凸显,但是,这一基本功能在实际运用中发生了变化。

  在初始的意义上,记录是应对时间、反抗遗忘的产物——当此刻成为过去,记录能够将此刻再现于未来,昨日可以在今天重现,影像复制现实的能力由此而显示出巨大的诱惑力。这在今天当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借助便利的摄录设备、快速的传输设备和“泛在”的网络连接,人们能够实现实时记录的快速分享,“秒传”一词成为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人们通过分享对摄制的纪录影像进行了再媒介化。而网络基础设施,视频网站提供的通道、平台和激励机制,社交媒体随拍随发的功能,以及各种便捷的影像编辑手段、强大的压缩能力,显示了再媒介化的技术可供性,鼓励人们对纪录影像的分享和传播。于是,时间的间隔意义在心理层面大为弱化,纪录影像留住过去的意味,让位于共享此时的交往。我们看到,大到国庆70周年大阅兵,小到家庭亲友同学聚会,再到各种突发公共事件,都有在场者通过纪录影像实时分享,从而使纪录影像成为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

  在最基本的层面,影像是我们借以记录和见证的事物,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这一过程中,影像其实也是对记录行为的见证。这就是纪录影像的再媒介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层含义最突出的体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纪录影像在过去的档案功能之上延伸出展演功能。

  实际上这一功能在20世纪60年代的录像艺术影像实验中,已经作用于艺术家们对媒介可供性的开掘。被称为“录像艺术之父”的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1965年为他的录像带展览所写的说明中就提到,观众不仅能够立刻看到自己的图像,也能发现有什么样的习惯,而且看到自己如何被各种方式扭曲了。今天,由于记录技术设备的普及,技术门槛的降低,纪录影像的展演性功能被放大,人人都可以做到当年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过去的纪录片研究中,通常强调的是主体对对象世界的介入,以主体的隐藏或淡化而凸显记录的客观可靠,但是往往忽略了也是在此过程中,恩佐2登录纪录主体自身投入其中,其情感倾向在他的摄像镜头以特定的方式投向对象时已然呈露,即被他的记录所折射,构成了所谓自反性自我。也就是说“有我”是绝对的,“无我”只是策略之举。在今天的传播格局中,大量的突出“我”之存在的纪录影像,其目的已经不只是记录,而是对自我的展演,纪录影像对对象的展示即是对纪录主体自我存在的确认。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就像奥地利学者克里斯蒂娜·沙赫纳所指出的那样,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他们的“随从与伴侣”或“表演的道具”,数字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活跃在社交平台上就意味着那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本身”。人们通过纪录影像中介自己的生活,随身携带着“移动场景”,通过向他人展示而获得自身的存在感,用纪录影像的方式展现自我。所以,自拍和网络日志、影像自传、真人秀等,成为纪录影像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纪录影像主体的角度看,展演性固然是对被动观看的反抗,但是另一方面,商业的机制也迅速将此再媒介化,所谓“网红”现象,其逻辑起点和心理依据或可在这里找到。

  纪录影像再媒介化的第三个方面体现为,纪录影像的传播过程,作为中介性场景,并通过特定的机制和手段,形成“公共联结”。“公共联结”这一概念原本是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用以分析公众媒介消费实践中的民主参与性。本文使用这一概念并不用于考察纪录影像消费,而用于对纪录影像“使用”情况的观察和描述,并且并不将它作为某种观念的目标。

  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有争议的事件中,在人们寻求真相的过程中,纪录影像成为一个必备的“角色”。通常的情形是,一段纪实性的视频从网上流出,引起关注并激发舆论。尤其是涉及安全、健康、环境或有争议性事件等公共生活领域的纪录影像,往往会形成跨地域、跨领域、跨阶层的舆论风潮。纪录影像的使用显示出参与性、相关性和建构性的同时,也向复杂情形下社会风险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纪录影像的使用也包含着促进共同生活基础形成和主流价值传播的潜能。通过再媒介化,纪录影像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聚合零散。艺术家徐冰的影像实验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启示。2017年,徐冰以110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素材创作的81分钟电影《蜻蜓之眼》问世。虽然它是一部实验电影,但运用的却是实际的纪录影像;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原本碎片化的存在,在一个富有人性的故事下得到整合,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意识,生活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诸如环境、性别、灾难等,纳入这样的框架之中,引人思考。

  纪录影像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形成多重交互界面的交织、穿插、互动,充分利用这样的特点进行纪录影像的再媒介化,可以推动共同体建设,促进公共事务的聚焦,推动主流价值的认同。实际上,近年来,一些视频网站纷纷与建制性媒体机构或公共行政事务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已经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尽管资本和商业的力量在其间不可忽视,但是,这样的方式使纪录影像能够在无所不在、零碎漂移、充满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的状态下,形成共同生活的关切目标,恩佐2官网首页仍不失为顺应纪录影像特质而寻求主流价值认同的明智之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交往理论视域下的城市公共艺术传播研究”(18BXW091)、江苏省“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团队项目阶段性成果)